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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21期）暨《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重版发布会在经济学院宋涛大讲堂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于春海教授、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李霞女士为重版发布致辞。

《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的作者杨瑞龙教授以“探索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为题发布主报告。研讨环节，聚焦“结构分化的宏观经济及再平衡思路”曹远征、张晓晶、张斌、伍戈等著名专家学者发表精彩演讲。

长期以来，微观经济学流行的是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框架，宏观经济学流行的是凯恩斯主义短边均衡分析框架，也就是非均衡分析框架，宏观短边均衡不能用瓦尔拉斯均衡下的微观主体行为来解释，宏微观分析框架脱节是不争的事实。杨瑞龙的博士行为论文用非瓦尔拉斯均衡条件下企业和家庭的行为规则来揭示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原因，从而使非瓦尔拉斯均衡成为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基础。

1992年杨瑞龙的博士学位论文《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入选“经济科学文库”，经过一年多的修改，1994年2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并先后两次印刷。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通过双向匿名评审制度，在已入选出版的“经济科学文库”的著作中择优选择若干本著作重印并重新设计封面。

商务印书馆是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出版社，它所出版的学术著作被学者广为收藏。为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组织出版“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该辑要遵循优中选精的原则，选择一批出版十年以上并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并至今仍富于生命力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专著或论文集。时过30多年，杨瑞龙的《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有幸被商务印书馆选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并于2026年5月重版。

一、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脱节及重构宏观分析的微观基础

创办宏观经济论坛的初衷不仅在于对中国宏观经济进行分析预测、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也希望在宏观经济理论分析框架的创新上有所建树。宏观经济论坛的基本定位之一是从中长期看短期，但现在除从中长期看短期外，还需要从微观看宏观，否则很难看清楚宏观问题背后的逻辑。

《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的选题，与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我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微观问题，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问题。进入博士论文选题阶段后，面临的问题在于：如果继续做微观问题，会偏离导师长期研究的宏观经济和宏观管理方向；如果直接做宏观问题，又感到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不足以驾驭宏观问题。因此，如何把宏观和微观联系起来，成为博士论文选题的关键。

凯恩斯之前流行的是微观分析，无论是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还是马歇尔经济学，主要讨论微观和市场问题。凯恩斯以后，市场不能被出清、存在非自愿失业等问题受到重视，从而形成了总量分析框架，也就有了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出现以后，凯恩斯经济学显然是一个非均衡框架：当市场达到均衡时，仍可能存在超量供给，这是典型的非均衡框架。

但是，微观经济学中流行的无论是马歇尔的局部均衡，还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都是均衡分析框架。微观上的均衡分析框架难以成为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分析基础。换句话说，长期以来，微观经济学流行的是均衡分析框架，宏观经济学流行的是短边均衡分析框架，也就是非均衡分析框架，宏微观分析框架脱节是不争的事实。基于这一问题，我的博士论文选择了“为宏观经济分析重构微观分析基础”的主题。

二、以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重构宏观分析的微观基础

（一）瓦尔拉斯均衡与非瓦尔拉斯均衡

均衡是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分析框架。按照马克卢普较为流行的定义，均衡是由经过选择和相互联系的变量所组成的群集，这些变量的值已经经过相互调整，在其所构成的模型里，任何内在的改变既定状态的倾向都不能占优。变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动机改变这种状态，就可以称为均衡状态。所谓均衡分析方法，就是对研究问题所涉及的诸多经济变量区分为自变量和因变量，假定自变量已定或固定不变，考察因变量达到均衡时的状态或达到均衡所需具备的条件。

原来流行的是瓦尔拉斯均衡。瓦尔拉斯创立的一般均衡理论以边际效用论为基础，从微观主体行为出发，考察所有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同时达到均衡时的价格决定问题，给出了同时决定一组均衡价格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瓦尔拉斯均衡的特征包括：市场完全出清；均衡具有稳定性；通过价格调整实现均衡，价格具有充分弹性；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达到瓦尔拉斯均衡时，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

这一研究方向有价值，可以作为参照系和标准，但也明显偏离现实条件。现实中存在大量市场不能出清的情况。市场出清是一种标准形态，市场不出清则是一种常态，也就是在既定价格下净超额需求不等于零，这种情况就是“市场非均衡”。

在非均衡理论方面，法国经济学家贝纳西的《市场非均衡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具有重要影响。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讨论的也是一种非瓦尔拉斯均衡：当经济达到均衡时，短缺被不断重复制造出来。短缺是一种短边均衡，无法通过自身努力解决。科尔奈在《反均衡论》中提出了“短边均衡”和“配额均衡”。

按照瓦尔拉斯的标准，市场不出清是一种非均衡。但按照贝纳西和科尔奈的均衡概念，市场没有出清时，供求双方既没有可能、又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状态，因此本质上也是一种均衡，只是一种广义均衡。这种广义均衡可以称为非瓦尔拉斯均衡。非瓦尔拉斯均衡区别于瓦尔拉斯均衡：当市场达成一种平衡时，可能存在超额需求，也可能存在超额供给，而这些超额需求和超额供给无法通过既有市场自动出清。

非瓦尔拉斯均衡拓展了若干理论假说：一是广义均衡假说；二是双重决策规则，即供给和需求不完全取决于价格，还取决于收入；三是价格刚性假说，即存在价格制定条件下的非均衡；四是收入约束假说，即经济调整更多取决于收入，而不是相对价格；五是非均衡价格交换假说，即现实中很多交易是在非瓦尔拉斯均衡下完成的，存在所谓虚假交易问题；六是数量调整假说。因此，非瓦尔拉斯均衡本质上也是一种均衡，是区别于瓦尔拉斯均衡的广义均衡。

（二）以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作为联结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桥梁

宏观非均衡现象是一种短边均衡，应从微观经济行为人在非瓦尔拉斯均衡环境下的行为变异中得到说明。宏观短边均衡不能用瓦尔拉斯均衡下的微观主体行为来解释，否则逻辑上说不通。因此，应以非瓦尔拉斯均衡下的微观主体行为解释宏观短边均衡，这在逻辑上是一致的。由此，可以用非瓦尔拉斯均衡条件下企业和家庭的行为规则说明宏观非均衡，从而使非瓦尔拉斯均衡成为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基础。

在数量限额下的家庭经济行为方面，瓦尔拉斯均衡一般认为供给取决于价格、需求取决于价格，从而确定均衡量。但现实并非如此。现在消费不足，即使价格已经足够低并持续下跌，居民仍可能因为收入不足、未来收入预期不高而不消费。这就是数量限额下的家庭消费行为，也更有现实意义。

在数量限额下的企业经济行为方面，企业投资需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品能不能卖出去。如果产品卖不出去，投资收益就会下降，这时即使利率降得再低，也可能出现流动性陷阱问题。因此，若只沉浸在价格层面讨论供给和需求行为，实际上难以讲清楚很多问题。

根据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上的非均衡状态，可以区分几种不同类型的宏观非瓦尔拉斯均衡。第一种是凯恩斯失业模型，其微观基础是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都存在超额供给。第二种是古典失业模型，其微观基础是劳动市场存在超额供给、商品市场存在超额需求，此时失业来源于实际工资率过高。第三种是抑制性通货膨胀，其微观基础是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同时存在超额需求，超额需求不能通过涨价直接解决，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表现为短缺。第四种消费不足模型，其微观基础是商品市场存在超额供给、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

宏观非均衡状态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微观基础。如果微观基础的非均衡不能解决，宏观均衡就不可能实现。在这方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短缺经济学具有代表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讨论的是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都存在超额供给时的有效需求不足，这时需要通过国家干预主义解决。短缺经济学讨论的是短缺为什么被不断制造出来，其背后的微观机理包括软预算约束问题。软预算约束导致投资饥渴，投资饥渴又导致需求不能被满足，从而出现排队等短缺现象。

（三）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宏观非均衡态及微观调整方式

在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宏观非均衡状态下的微观调整方式包括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非均衡下的经济主体行为机制。当市场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处于市场短边的交易者将受到数量约束，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规则在瓦尔拉斯均衡与非瓦尔拉斯均衡下是不同的。

相关研究讨论了市场非均衡下的家庭经济行为、企业经济行为和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也讨论了双轨条件下的市场行为。进一步看，在市场非均衡下，还需要讨论价格调整及其宏观效应。当市场存在超额需求或超额供给时，市场交易者将面临购买限额或消费限额。在不同价格决定机制下，可能存在不同的非瓦尔拉斯均衡，包括既定价格、价格浮动、价格有限浮动以及存在价格制定条件下的非瓦尔拉斯均衡。

价格控制的微观和宏观效应也是重要内容，包括价格部分放开后的黑市、双轨市场下的价格调整等。在市场非均衡下，数量调整及其宏观效应同样需要讨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更多分析价格调整，但在市场化条件下，微观主体既用价格调整来适应非均衡状态，也用数量调整来适应非均衡状态。双轨价格条件下，厂商的价格、数量调整行为最终会导致相应的宏观效应。

（四）市场非均衡条件下的政策选择与体制改革

在实证分析市场非均衡以后，可以通过政策选择和体制改革探索再平衡思路。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一方面需要探索宏观经济调控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需要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而进一步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有助于均衡目标的实现。价格改革是完善市场机制的前提条件，市场主体塑造是完善市场机制的关键环节。市场要素系统的完善与竞争性市场的构造，市场体系完善与全国统一市场的构建是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条件。其中，国有企业改革重构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重要内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是解决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的重要途径，而双层股份制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改革模式。

三、论文的修改与出版及学术转型

1989年获得教育部博士联合培养资助，为了不耽误博士论文答辩，我在出国前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初稿。1990年4月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学院，合作导师为经济系系主任Pro.Clem Tisdell。我把博士论文中有关双轨制价格下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及政策选择的内容整理修改为一篇论文递交给Tisdell教授指正。这篇文章按照当时中国流行的学术范式写作，强调观点，不太重视证明，重视政策建议，比较忽视理论分析，特别是不太重视理论发展的脉络及文献的引用。

我以为我文中提出的不少新观点大概率会引起教授的兴趣，但没想到论文交上去后很长时间没有回音。于是我就主动去找Tisdell教授询问，之后发生的交流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让我深刻反思了原有的研究范式。教授一开始指出，学术论文是给同行看的，你应该假设他们具备与你相似的学术基础包括文献积累。基于这一前提，你的论文前面关于价格调整过程的内容就不需要展开写，只需要写出结论，并在文中引用马歇尔等相关文献即可。关于通货膨胀形成机制的部分，如果假定读者读过凯恩斯的《通论》，也只需要写出结论并注明参考文献即可，因为其中并没有你的学术贡献。至于后面关于政宏观政策选择调整的内容，如收紧银根、紧缩财政开支等，则需要分别证明，否则怎么让政府相信你提的这些政策建议是有价值的。

这一次谈话引发了我对研究范式的反思。随着国际化步伐加快及国际学术交流的开展，成名于20世纪80年代一批中青年学者都面临研究范式转型的问题。当时的研究范式更强调谈观点、提出别人没说过的话，并使用新的范畴和概念。但这种研究范式与国际学术范式存在差异。此后，开始重新思考已经习以为常的研究方式，并逐步按照新的学术范式完成转型，从重观点到重论证的转变，从更多考虑政策应用到更多考虑学术贡献，从更多“自说自话”到更多尊重学术传统（注重文献）。为此，学术研究更加聚焦，基本上专注于制度经济。

基于这一反思，再看博士论文时，虽然初稿写得比较扎实，但与国际学术范式相比，仍存在较多“没根没据”的内容。为了不耽误毕业，1991年5月初回国后来不及修改，只能先完成答辩。厉以宁、高鸿业、董辅礽、王珏、张卓元等20位著名经济学家评审了我的论文，卫兴华、厉以宁、张卓元、周叔莲、周叔俊、钟契夫、董辅礽等7位老师参加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阵容强大，之后很难复制。答辩通过后，导师将论文推荐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时人大出版社有《经济科学文库》丛书，并较早采用双向匿名评审制度，该书被选入文库。但由于海外学习经历带来的反思，论文并未马上交给出版社，而是花了一年多时间重新修改。答辩稿与后来出版稿相比，大约改写了一半以上，基本上是推倒重写。如果当时没有修改就直接出版，可能也不会有后来商务印书馆的重版。

1994年4月《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列入“经济科学文库”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该研究领域相对偏门，出版社最初认为销路有限，因此第一次印了2500册，但没有想到一年以后售完。1995年又第二次印刷7500册。1999年，《经济科学文库》通过双向匿名评审制度，在已入选出版的书中又选出一批再版，该书进入再版序列，从而有了第二个版面设计模本。

三十多年后，第三次重版来自商务印书馆。2020年《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被商务印书馆选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并于2026年5月重版。商务印书馆在学术界有很好的口碑，出版了一大批被学术界高度认可的学术著作，我的博士论文被选中，表明对我三十多年前的学术研究成果的认可，我还是很激动的。当商务印书馆决定重版该书时，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不要对本书进行修改，内心很纠结。修改的必要性毫无疑问。本书初版于1994年，时过30年，体制背景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例如，双重体制、双轨价格、国企股份制改造等，宏观背景从总需求膨胀到内需不足等；再加上当时刚刚面临学术转型，学术上还显得青涩。但如果启动修改，就面临是小改还是大改。如果小改，不足以改观；如果大改，那就不再是我原来的博士学位论文。最后除出版社编辑发现并修正的少量技术性笔误和差错外，其他一字不改，真实反映我30多年前的研究本色。

我坚信建立在经济学逻辑之上的研究成果并不会因时间的改变而过时，也就是说，我在特定的理论假设及方法论下，基于某一我相信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与经济学逻辑，对某一特定的对象进行研究，得出了合乎经济学逻辑的理论结论，该理论结论就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只要重复原来的假设条件，该理论结论仍然是成立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研究的是早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但其中“看不见的手”等理论逻辑在现代市场经济仍有理论价值；凯恩斯经济学所面对的条件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其中许多理论观点和理论结论仍具有当代意义。凯恩斯曾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在对的时候还是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更有力量。原因就在于其背后的逻辑。因此，宏观论坛一直奉行的原则之一是从中长期看短期，另一个原则是更看重逻辑而不是更看重观点，逻辑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四、《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的当代意义

（一）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是一种更贴近现实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市场非出清下的短边均衡是常态性现象，把市场非出清下的短边均衡作为研究现象，更贴近现实问题。现在讨论的“内卷式竞争”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短边均衡。虽然一直在呼吁不要“内卷式竞争”，但其仍然频繁出现，说明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广义市场均衡状态，即非瓦尔拉斯均衡状态。

在存在超额供给条件下，无法通过价格机制自动出清，普遍的厂商行为就是提质增效、降产量，本质上是一种短边均衡。如果不能规范地方政府的经济促进行为，不能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那么这种过量供给就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自动出清。因此，“内卷式竞争”具有重要的微观基础。

（二）从微观视角看宏观非常重要

当前，无论是周期性下行还是结构性下行，背后都有很强的微观原因。需求不足背后肯定是收入问题，收入问题背后肯定是企业问题。如果不能让企业找到好的发展机遇，就业就会不足；就业不足，收入就不行。这背后还有房地产资产价格问题，即资产缩水导致资产负债表收缩，从而家庭、企业、地方政府的预期转弱。

在这样的背景下，解决当前宏观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能量是有限的。仅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无法解决当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当然，这些政策有用，也可以采用，但同时还要从微观上解决问题，包括怎样提振消费者信心、怎样激活企业的活力、提升企业信心、怎样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只有这些问题取得实质效果，宏观政策和微观共同协作，才有可能解决当下经济下行问题。

（三）市场非均衡情况下的微观调整方式需要重视

市场非均衡情况下的微观调整方式也很重要。现在比较注重价格调整，实际上数量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微观调整方式，同样需要重视。

（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需要重构微观基础

无论是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完善宏观经济治理，都需要重构微观基础，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因此，这本书的现实意义仍然重要。不能就宏观谈宏观，而要从微观视角看宏观，这无论是对分析框架还是对政策对策，都可以提供更好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