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龙：以求真务实之术 践经世济民之志
“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发现一个好问题，然后努力地钻研它，直至给出逻辑一致的结论，进而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或其引申的政策含义被国家有关部门所采纳，没有什么比这更愉快、更让人幸福了。”谈起学术研究，年过花甲的杨瑞龙眉飞色舞、激情澎拜。从梦想当作家的“文艺青年”，到如今经济学领域的杰出学者，杨瑞龙的求学、治学之路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相交织。立足中国大地，践经世济民之志，他上下求索40年，将经济学研究书写在时代发展的脉搏里。
杨瑞龙与经济学结缘，纯属偶然。生于钟灵毓秀的江苏昆山，杨瑞龙从小就在文学的熏陶下成长。中学时代的他自称是“热血的文艺青年”，喜欢写小说、诗歌、散文，想在读大学后成为一名作家。
1978年高考，高中毕业就插队到农村务农近三年的杨瑞龙怀揣着继续深造文学的想法，第一志愿毫不犹豫地填报了中文系。尽管总分过了重点线，但语文考砸了，他与中文系失之交臂，被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专业录取，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当时很失望，觉得文学梦破碎了。”但他没有放弃当作家的梦想，进入大学伊始，仍然会在课余时间泡在图书馆贪婪地读文学作品。
转变发生在两门专业课上，学术兴趣的岔路口悄然来临。
第一门是资本论。当年学校邀请了复旦大学教师洪远朋讲授。洪远朋在平缓的语调中富有逻辑性地阐释了政治经济学，在做课堂笔记的过程中，杨瑞龙逐渐发现《资本论》的魅力所在。“从资本主义的细胞组织商品入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由表及里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他省下伙食费去旧书店咬牙买下了三卷本《资本论》，如饥似渴地品读，被鞭辟入里的论证所折服。
第二门是西方经济学专题。由于没有教材，杨瑞龙到图书馆借了一本最早从美国引进的中译本教材，即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撰写、由我校经济学院教师高鸿业翻译的《经 济学》。这本译著读起来非常流畅，杨瑞龙抄录了很厚一本笔记，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发现经济学那么美妙，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被揭示得那么精到，“经济学离我们可真近啊，身边随处都是经济学的影子。”至此，他被书中的经济学世界彻底吸引，放下了文学梦，头也不回地迈入经济学殿堂。
大学毕业在省委党校任教两年后，杨瑞龙先后进入南京大学和我校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在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三年中，在导师李乾亨的指导下，他累计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等国内顶尖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并与导师合作出版了一部专著。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师从胡乃武，第一年就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两篇论文。攻读博士期间，杨瑞龙还被国家留学基金委选派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访学一年，师从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蒂斯坦尔。访学中经历了不同经济体制、经济学理念的碰撞，让杨瑞龙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他的博士论文《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更是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被纳入国家“经济科学文库”，重印三次，最近又被商务印书馆选中，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优秀学术著作之一重新出版。
十年求索，杨瑞龙完成了从“经济学爱好者”到“经济学研究者”的身份转变。此后几十年，他一直坚定地走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和教书育人的路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如何走出计划经济的泥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理论上遇到很大的困惑。“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以杨瑞龙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经济学者，接过时代重担，主动挑起了国有企业改革理论探索的学术大梁。
1987 年杨瑞龙刚进入我校攻读博士学位，就参与中央委托的中期改革方案的课题研究，承担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任务。他的研究成果《产权明晰化与双层股份制模式》和《法人资产制度与企业自负盈亏》先后发表在《经济研究》上。在他设计的双层股份制模式中，他提出了在行政权、调控权、所有权分离的基础上组建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在资产局与股份公司之间引入控股公司，确立法人财产权等，构思大胆，可行度高。他的双层股份制构想被誉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基石之作，为后来的现代企业制度试行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随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又遇到了如何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杨瑞龙经过深入调研，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期刊上发表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理论思考》《国企宜实行分类改革》等多篇论文。他主张根据国有企业所处行业、所提供产品性质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改革思路，即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应选择国有国营模式，自然垄断型国有企业应选择国有国控模式，大型竞争性国有企业应进行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革，中小型竞争性国有企业可以完全放开。作为最先提出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思路的经济学学者之一，杨瑞龙也被媒体亲切地称为“杨分类”。2015年颁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确认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原则。杨瑞龙的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等奖项，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研究及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杨瑞龙是我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代表学者，他连续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四篇引用率很高的论文，探索了中国特色的市场化进程。与当时主流的新制度经济学重视需求分析不同的是，杨瑞龙率先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政府在制度供给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提出了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在案例研究中，杨瑞龙发现地方政府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凝炼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的学术范畴，进而提出了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三阶段转换假说，即从供给主导到中间扩散、再到需求诱致的制度变迁过程，很有说服力地解释了“中国增长奇迹”背后的经济学逻辑。2006年，时任经济学院院长的杨瑞龙与同事一起创办了“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定期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迄今已经持续了 17 年，影响力不断增强，有力彰显了中国人民大学在政界、商界与学界的影响力。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如今，杨瑞龙积极投身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微观分析基础的研究成果获得了第九届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伟大的时代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机遇，只有活到老、学到老，才能跟上学术发展的前沿，无愧于这个时代。”
“做一个师者，是我这一生最正确的决定。”杨瑞龙这样总结自己的教师生涯。
1990年留校任教，1995年破格晋升教授，1996 年成为博士生导师，2002 年担任经济学院院长，直至卸任行政职务后，杨瑞龙一直奋斗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如今年过花甲，他仍然保持站着讲课的习惯，每堂课都充满激情，常讲常新，下课时总能赢得学生的掌声。杨瑞龙深情地说，“教书育人是老师的本分。讲课是否受到学生的欢迎，看看学生的眼睛就可以。我非常享受授课时学生凝视我的情景。”
“我遇到了很多好老师，他们教我怎么做学问、怎么做人。”杨瑞龙说，他想要把前辈们身上的闪光点传承下去。多年来，杨瑞龙培养了大批优秀学子，所指导的两名学生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一名学生获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奖、两名学生获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全国经济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多名学生获校级优秀博士论文奖。他所指导的4个本科科研小组先后获得“大创杯”国家级立项。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在近 30 年的导师生涯中，杨瑞龙亦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为师之道”，并将这些理念时刻贯彻在教学过程中。
抱有一颗“爱学生的心”是基本要求。秉持着“松是害，严是爱”的观念，杨瑞龙坚持在培养学生时做好规划，引导学生在不断学习中完成一段纯粹的学术训练过程，做出一批在经济学领域有突破性的学术研究。同时，杨瑞龙认为，为人师者注重提升自我，不断学习、潜心研究，才能对学生发挥良好的引导作用。他始终努力让自己在经济学专业领域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知悉经济学前进的方向，做后浪翻涌的领航人。
在杨瑞龙看来，为学者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开拓，才能使中国人民大学永远站在时代浪潮之前，而传承与开拓之责，此时也正扛在自己的肩上。他始终躬耕学术、学以致用，以实际行动回应经济学提出的时代之问，用学术研究阐释我国经济发展之路。
“ 我希望为繁荣我国经济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转载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848期第4版
